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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记者,才能不带任何政治立场讲出事实。」──专访《故宫9

时间:2020-06-11 来源:I生活区 作者: 点击量:927次

「我是记者,才能不带任何政治立场讲出事实。」──专访《故宫9

「我决定到台湾的理由,其实很难说明白,虽然我原来就想做国际记者,但决定到很难说出一个可以和大家分享的、特别的理由,这个决定很自然。」野岛刚笑着说,「可能我的前世是一个华人吧!先前我在台湾虽然只待了短短的三、四个月,但那时候我对台湾的印象非常好。」

日本资深媒体人野岛刚,在就读日本上智大学新闻系期间,曾赴台湾师範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交流学习;「去香港时觉得广东话没学好,留在那里可能暂时会有问题;」野岛刚说,「不过我高中就开始学中文,所以在考虑游学目标时,就决定到台湾来。」

当时台湾让野岛刚留下极佳的印象,「白天上课,晚上在补习班教日文,然后买醎酥鸡和台湾啤酒回家吃,印象很深刻。那时学校附近还有一家很好吃的牛肉麵,我到现在都还没吃过那幺好吃的牛肉麵。」野岛刚回忆,「那时的报纸也很好,我当时还想到台湾的报社去当记者。」

想要成为国际记者,光有外语能力是不够的。「越战的时候,日本有两个记者在战地採访,他们的报导受到很大的鼓励和肯定,所以我们日本媒体界有个传统,就是如果要出国当国际记者,那幺就要先去战地。」野岛刚说明,「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就争取到战地去当记者,那时报社认为『你想去就去,但有什幺危险要自己担当』,所以我就去了。现在日本媒体不太支持记者到那一带去了,因为有好几个记者被绑架然后杀掉了,年轻记者就算想去,公司也不准他们去了。」

在伊拉克的工作告一段落后,野岛刚自然决定要到台湾来。「但我 2007 年到台湾的时候,民进党政府做得并不好,2008 年就下台了;我本来想在台湾记录台湾这块土地的变化,但没想到接下来遇到的报导内容几乎都和两岸交流或中国有关。不过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的一个有趣切面,所以我没有辞掉工作,反而觉得自己可以多写一些和两岸有关的报导,而这个也导致后来我做的故宫研究。」

出版过《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谜样的清明上河图》、《最后的帝国军人:蒋介石与白团》等书的野岛刚,在新书《故宫 90 话:文化的政治力,从理解故宫开始》中,列举数十件故宫文物,以及自己调查、访谈相关学者与馆方人员的经过,汇集成一种与谈论艺术与美感不同的切入角度。

「很多人写故宫,都从文化的层面切入,但故宫其实有複杂的历史,因为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后从中国拿了一堆文物,有人认为是窃取,有人认为是保护。我发现台北有一个故宫、中国也有一个故宫,收藏的主体是一模一样的系统,就觉得很怪──为什幺在两个国家里有两个同样名称、同样内容的博物馆?但好像没人觉得这样很奇怪?」野岛刚说,「两边都觉得自己故宫是真的,也没那幺认真研究对方的故宫,所以没人对比过台北跟北京的故宫各有哪里好、哪里不好?」

野岛刚认为先前关于故宫的书写大多聚焦在文物方面,下意识避开了背后的历史及政治意涵,反倒因为他是个外国人,就很明显地看出这些。「两个故宫代表两个不一样的中国、代表两岸的分裂,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两岸问题与台湾现在的议题,故宫是个很好的开始。」

因此,在《故宫 90 话》一书中,野岛刚挑选文物的标準不全然是艺术成就,「我选择的标準是有故事。」野岛刚解释,「我不是学美学的,美学的部分要交给学者,我比较喜欢有故事的,故事是人跟人、人跟社会之间发生的事,我会尽量挑这类文物。例如有些文物从中国流到日本,又流回中国,再被带到台湾,又被卖到日本,中间这些过程就可以看出中、日、台三国关係的变化。」

「有时候某些文物会给我灵感。」野岛刚举例,「例如散氏盘上头有很精美的文字,但一查就会发现那其实是两国之间缔结的和平合约,所以这是一件文物,同时也是一份文件。那为什幺要把文件刻在青铜器上呢?因为那时青铜器是很宝贵的东西,不易製作,所以重要的文件想要留存在来,自然要慎重地刻在青铜器上。先前青铜常被用做武器,但到了散氏盘的时代已经比较和平了,大家使用青铜器的目的也开始改变,变成一种可以留下历史纪录的东西。」

野岛刚勤作研究,不过也有让他觉得很头痛的文物,「最头痛的大概是书法吧。」野岛刚笑了,「青铜器、陶瓷都还好,书法是我最看不懂的,很多资料得来自学者专家的说法,但我又认为不该尽信,所以要找来参考的资料就需要更多。」

史料的开放或出土,对于研究工作的影响很大。民进党时期多将蒋介石定位为历史上的杀人者,但待《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公开、野岛刚自己读过之后,觉得蒋介石在那个时代很努力思考如何让自己相信的政治体系留存下来,做的正反决策其实都与此有关。「我想要理解台湾,就不能不去理解蒋介石;但要研究蒋介石,要和我研究故宫一样,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切入点。」

野岛刚在日本时就读过白团成员的相关书籍,在《蒋介石日记》里又找到很多相关记载,于是很开心地从此切入。野岛刚认为自己客观地记述历史资料,可是谈蒋介石毕竟有点敏感,「我的台湾朋友读了就问:所以你对蒋介石到底有什幺想法?还有朋友认为我写了太多关于蒋介石的好话,所以有点失望。」野岛刚表示,「其实我们可以更客观地看一个人,不见得时时都要把人贴标籤。台湾现在这幺民主开放和自由,每谈一个什幺就被贴标籤很无聊,如果慢慢改变,就会更进步。」

身为一个「外国人」,野岛刚就像那个直接说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小孩一样,指出我们习惯性视而不见的矛盾;野岛刚认为,「我就是因为这样才喜欢记者工作──虽然已经出版很多本书,但我仍觉得我是记者,不是评论家也不是学者。因为我是记者,才能不带入任何政治压力和立场切入複杂现实,把事实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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